1985年邓小平领导百万大裁军

【导语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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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10月1日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35周年的盛大阅兵庆典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了受阅部队。

就在阅兵的前一天，即9月30日，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要求总参谋部将研究的裁军方案上报，并呈报邓小平。此方案是在广泛征求部队意见的基础上，从裁军30万、50万和70万三种方案中选优，最终选定裁军50万的方案。

出人预料的是，1984年11月1日阅兵结束后一个月，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出人意料地伸出一个手指头：全军裁减员额100万！

此时，世界在冷战，两个超级大国苏联、美国在进行军备竞赛，中国却单方面实行百万大裁军计划，震惊了世界。

裁军100万，意味着当时中国400万军队将有25%的人员脱下军装，离开军营。

我军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终于到来了。

文革后期解放军总员额达610万人 ，邓小平将军队存在问题概括为“肿、散、骄、奢、惰”

文革后期，解放军的总员额达到610万人，为我军历史上的最高峰。全军拥有11个大军区，还有海军、空军以及炮兵、第二炮兵、装甲兵、工程兵、通信兵、铁道兵、防化兵等诸多兵种。保持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，这是与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分不开的。

20世纪60年代，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，中苏关系一直在战争边缘,处于“盘马弯弓箭不发”的临战状态。文革后期我国军队的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两倍，和苏军的人数相当。而军费开支仅占同期美军军费的2%，不及苏联军费的零头。

文革期间，部队还承担着社会管理职能。在全国范围内，军队领导干部兼任地方党委负责人的达到了70%，兼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领导职务的有4.9万人。

当时军队编制级别普遍比较高，各级机关机构重叠，机关内部部门繁杂，尤其是解放军三总部和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机关单位人员臃肿。那时还尚未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，很多高级干部是老红军，已近古稀但仍居高级领导岗位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军区领导班子有70多人。

野战部队的人员也很臃肿。有的团配备一个团长，两个政委，还有七八个副团长、副政委，副参谋长多达十几个人。

庞大的军队员额和长期的临战准备状态，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、物力。那时中国一年的军费大约200亿元，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5%左右。而有限的军费预算，又大部分用于“人头费”。

当时发达国家的军队已经开启了小型化、多兵种、空地联合的现代战术模式，而中国军队则还保留着解放初期大规模兵团作战的传统战术模式。加上落后的武器装备，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国防的需要。

在此情形下，1973年3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，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工作，就此开始大刀阔斧地主持军队整顿改革，探索富国强军之路。

1974年4月，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首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。他利用周末时间，怀着对中国前途的思考，悄悄去参观了华尔街，亲自考察了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背后的推动力。邓小平亲身感受了美国经济建设的成就，他深刻认识到：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。在百业待举的当前，国家经济建设是大局，必须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，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。“大局好起来了，国力大大增强了，再搞一点原子弹、氢弹，更新一些装备，空中的也好，海上的也好，陆上的也好，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。”

从联合国大会回国后，邓小平就在治理经济和整顿军队两方面同时发力，精简部队冗员的“消肿”行动也由此拉开了序幕。

1975年1月25日，在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仅20天内，邓小平第一次对部队提出精简整编。7月14日，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，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“肿、散、骄、奢、惰”5个字，而问题的解决要从“消肿”切入。

邓小平设想压缩军队员额160万，其中压缩干部50万人，达到这两项指标，军队就基本上达到了“消肿”的目的。然而，由于1976年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，军队最终只裁减了80万人，“消肿”的设想没有完全实现。

1977年邓小平复出，实施了3次裁员，军队员额压缩到400万人

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。他延续1975年的方针，先后在1978年、1980年和1982年对军队实施了3次裁减员额的“消肿”行动。在1977年底召开的军委全体会议上，通过了《关于部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》，要求部队按确定的编制定额进行精简。

这时候，邓小平已经对解决军队“肿”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考虑。裁军是必要的，但是，裁多少？怎么裁？需要研究和论证。

1981年9月，邓小平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张家口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、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军兵种实兵实弹演习，代表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水平。演习很成功，但中国军队的总体情况却不容乐观，许多部队还处于骡马化阶段，即使装备比较先进的部队，也只是接近了摩托化，与发达国家军队差距十分明显。邓小平一边观看演习，一边思考我军建设。演习结束时，他发表了重要讲话，提出，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、正规化的革命军队。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，改善武器装备，加速国防现代化。

1982年，经过充分论证，中央军委决定裁撤、调整军兵种。将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取消建制，划归地方；炮兵、装甲兵和工程兵等陆军兵种各自缩编为总参谋部下属的二级部，降为军级单位。这次整编过后，将裁减部队员额120万人。

铁道兵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组建的战功显赫的光荣部队，对于突然被裁撤，官兵一时接受不了。铁道兵军以上干部在关于撤销建制的专题讨论会上一致认为，根据战时以及平时担负的任务，铁道兵应予保留，但要减人。同时提出了铁道兵与铁路工程局合并的方案，并以铁道兵党委集体意见呈报军委。军委也有领导向邓小平委婉建议：把铁道兵的部队转入各大军区，每个大军区接受一个师。

针对这些意见和建议，邓小平坚决地表示，不留一兵一卒。并强调说，“头头不通调头头”，对于那些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予以调离。

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，使军兵种的调整和裁撤得以持续推进。到1984年，军队总员额缩编为400万人，但是这个规模依然不堪重负。

邓小平敏锐洞察世界局势变化，作出了“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”著名论断

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，美苏两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。苏联自中苏两党决裂后，一直对我国采取敌对政策，在中苏、中蒙边境陈兵百万，还部署了大量最新军事装备，做好了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，试图采取高压政策迫使我国屈服。珍宝岛冲突爆发后，苏联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可谓一触即发。为此，1969年党的“九大”会议要求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“大打、早打、打常规战，甚至打核大战”的思想准备。

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。此时，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劣势的美国，深深陷入越南战场的泥潭,迫切希望改善中美关系，我国也希望改善所处的国际环境。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，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，27天后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，开启了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“破冰之旅”。从此，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骤然下降。

邓小平作出的另一项关于我国安全的重大决定，是1979年2月17日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，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，取得胜利后主动从越南撤回。这场战争，试探了苏联的底线，我军高层判断苏联不敢轻易发动对华侵略战争。

1979年12月28日晨，苏联出兵阿富汗，震动了全世界。中国军队高层经过深入研判认为，以苏军的力量，不可能同时打两场战争，阿富汗战场对苏军是一个无尽的泥潭。

邓小平还深刻地洞察到，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。但是，以美、苏两国为主的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北约和华约，长期进行军备竞赛，都拥有足以摧毁对方甚至整个地球的庞大的核武器库，但是面对两败俱伤的结局和巨大的国际压力，谁也不敢贸然动手。同时，以第三世界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在增长。由此，邓小平得出结论：“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，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。”并果敢地提出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，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。

裁军100万，邓小平说：“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，我来得罪吧！”

1984年11月1日，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关于部队精简整编的座谈会上表达了裁军100万的战略决心。他幽默地说：“从哪里讲起呢……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！这次阅兵是不错的，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。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，非常好。”顿了片刻，他说：“我说有个缺陷，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，本身就是个缺陷……”

邓小平分析了当前世界格局以及我国的安全形势，他说：“再减100万，一是必要，二是没有风险。好处多得很！”兵贵精而不贵多，军队战斗力的强弱，不仅取决于数量的多寡，更取决于质量的高低。人民解放军过去“只讲数量，不讲质量。现在改变了，讲质量，讲真正的战斗力。搞少而精的、真正顶用的。”

会后，总参谋部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，开始调研论证裁军方案。认为，军队“肿”主要体现在各级机关，机关干部中副职过多，每个军区有十几名或几十名领导，甚至还有“团职保密员”“营级打字员”等等。而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的官兵比例是：苏联1∶4.65；联邦德国为1∶10；法国为1∶17，中国却是1∶2.45。

邓小平选择以三总部为突破口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：现在不是“肿”在作战部队，而是“肿”在各级领导机关。因此，与其说是“精兵”，不如说是“精官”。他坦率地说：“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！我来得罪吧！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。”在拟制1985年整编方案时，他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原则。邓小平还说，“总部机关要那么大干什么，机关大了部门多了，扯皮的事情增多，工作效率就低。三总部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？好多事情依靠部门来做嘛。副职多了，就官僚主义泛滥。”

1985年的精简整编，主要采取“撤、并、降、交、改、理”等办法。“撤”，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；“并”，主要是合并机构，像大军区合并、院校合并等；“降”，即降低机构等级，压缩规模；“交”，即把本来属于政府职能但由部队管理的工作和部队部门，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；“改”，即对部队内部一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、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士兵；“理”，则是协调理顺各方面的关系。上述改革体制办法，既可达到减人消“肿”的目的，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，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。

当时，全军编制11个军区，分别为北京、沈阳、济南、武汉、南京、广州、福州、昆明、成都、兰州和乌鲁木齐。总参谋部经过充分论证，提交军委的方案是，保留七大军区，撤销4个军区。乌鲁木齐军区合并至兰州军区，福州军区合并至南京军区，武汉军区合并至济南军区和广州军区，成都军区合并至昆明军区。

军区合并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后，工作组又进行了反复论证，认为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更为合适，因为成都军区距离西藏最近、最便利，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保卫西藏、作为西藏战略后方的重任。而且成都又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，历代军事重地，交通发达，人口众多，物产丰富。军区指挥机关如果设在昆明，战略纵深比较短，一旦有情况，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。于是向军委提出“成昆合并，定点成都”的补充方案，很快被军委采纳了。

面对整编，解放军交出了令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

1985年6月4日，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，公布裁军的具体方案并进行工作部署，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。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们要忍耐几年。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经济翻两番的目标，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，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。”

裁军100万人，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1/4，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从上到下、从里到外的“立体振荡”，是对一个庞大的机制实施脱胎换骨的大手术。

昆明军区的前身是第二野战军，是解放战争时期刘、邓大军的主力部队。当时昆明军区正担负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，处于特殊时期。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、政委谢振华在此次会议前对于裁减昆明军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，还带来了接收成都军区的全套方案。

撤销昆明军区这个方案公布后，昆明军区领导没有任何怨言，立即召开党委会，服从中央军委决定，部署安排整编工作，于8月30日停止了办公。在昆明军区最后的日子里，司令员张铚秀到云南边境麻栗坡烈士陵园，向1979年以来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年轻战士们亲手敬献了花圈，挽联上写着“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永垂不朽——你们的司令员、战友张铚秀”。

被撤销的福州军区，有些干部请求司令员江拥辉找中央军委首长，建议不要撤销福州军区。江拥辉语重心长地劝大家：“百万大裁军是党中央、中央军委作出的英明决策，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。”

具体负责此次大裁军的是副总参谋长何正文，被誉为裁军的“主刀人”。他积极响应军委号召，以身作则，不仅自己在这次整编中主动要求退休，还动员自己在部队的4个子女脱下军装，转业到地方工作。

对全军来说，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、退、去、留的选择和被选择，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。一夜之间，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“编外”，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有1/4要撤销，其中包括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，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。广大官兵坚决服从和执行精简整编方案，在个人名利得失面前，向党和人民上交了一份合格答卷。

经过1985年的大裁军，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、总政、总后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精简了一半；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；军级以上单位裁掉31个，师、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、政治学院、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。各县、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，改为地方建制，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；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为由士兵担任，官兵的比例达到1∶3.3。同时，从1985年起，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。

三总部、大军区、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按照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的方针调整配备。调整后的三总部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23.8％，大军区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一半。平均年龄由原来的64.9岁下降到56.7岁，每个班子中都有40岁、50岁、60岁左右的干部，形成了合理的梯次结构年龄。知识结构也进一步改善，60％的干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，75％的干部经过院校培训。

1987年4月4日，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，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徐信宣布：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！裁减员额100万后，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！”

裁军的“减法”中有“加法”，解放军走上精兵之路

百万大裁军并非简单的人员裁减，而是通过科学适当的“加法”，实现了军队结构战略性大调整。

邓小平站在世界军事变革的潮头，敏锐捕捉到“现代战争是合成军作战”的重要发展趋势，强调精简主要是减步兵，不是减技术兵种，要有强大的空军，把海军“搞大一点”，“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，搞些合成军、合成师”。

在裁军的同时，重塑均衡协调的军力结构。增设陆军航空兵，加强空军、海军和第二炮兵部队，组建海军舰载机部队，空军部队增加了新机种，第二炮兵组建了新型导弹部队，提高了战斗力。

整编后的陆军编制全部改建为陆军集团军，编入了炮兵、装甲兵和野战工兵部队；充实扩编了通信、防化、运输分队和电子对抗分队；集团军中的技术兵种数量首次超过了步兵。在军一级单位实现多兵种合成作战和训练，为陆军的编制体制改革探索了道路。

对全军军队院校进行改革调整后，院校数量精简12%，人员数量减少了20%。新组建的国防大学重点培养新型军事人才，尤其是联合作战的军事人才。

大裁军结束后，全军恢复实行军衔制。我军在正规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。

百万大裁军终结了“大陆军时代”，从陆军“一军独大”到海、陆、空、二炮科学搭配，从单一兵种到合成兵种，从各自为战到体系作战，我军各军兵种比例结构进一步趋向均衡合理。战斗部队比例由57.81%上升为60.18%；陆军部队在加强合成和小型化、轻型化、多样化方面取得新进展；海军、空军、第二炮兵及高技术部队所占比例逐步提高；军队指挥层次减少，指挥机构更加灵便，在精兵、合成、精干、高效上呈现新水平，战斗力实现倍增。

百万大裁军大规模裁减了军队员额，减少了国防开支，使军费的分配结构和投向投量趋于科学合理。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.26%下降到1.03%；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9.56%下降到8.80%。

百万大裁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：从人员素质的历史性飞跃，到编制构成的精干高效；从常规武器的长足发展，到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突破，人民军队朝着机构精干、指挥灵便、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、反应快速、行动高效、战斗力强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。

1985年，美苏仍然在进行军备竞赛。而发生在中国的百万大裁军，有力地引导了世界和平潮流，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。1986年恰逢联合国倡导的“国际和平年”，这年1月，邓小平再次登上美国《时代周刊》的封面，被评为1985年年度人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