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要想打胜仗,服从命令永远是第一位的。
《孙子兵法》云:“大吏怒而不服,遇敌怼而自战,将不知其能,曰崩。”作为个体,每个人都有性格、有脾气。但在战争面前,下级指挥员必须服从上级的指挥,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。倘若在战场上“耍脾气”“讲个性”,就形不成战斗合力,失败就是必然的。
有人讲,人的成功80%取决于情商,20%取决于智商。带兵打仗也一样,服从命令不服从“脾气”,既彰显一种高情商,也体现为一种高智商。命令面前,一味计较于“你大我小”,计较于“谁高谁低”,这是极其愚蠢的事情。如果命令意识让位于个人“脾气”,打胜仗就成了异想天开。事实证明,个性出诗人,但出不了高明的带兵人。
革命战争年代,我军指挥员从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从不让“脾气”影响作战决策。1947年,中央军委要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。尽管当时困难重重,刘邓还是严格遵守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命令,提前遂行了作战行动。
同样,1948年中央军委让粟裕挺进江南,粟裕在按照命令积极准备的同时,深思熟虑后按程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结果,中央军委虚心接受了粟裕的建议,才有后来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。
试想,我军1614名开国战将,哪一个没有脾气、没有个性?但他们在命令面前,从来不让自己的脾气左右行为,都是二话不说服从命令,这也是我军令行禁止、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。
历史上,凡是下级指挥员不服从命令而服从自己“脾气”的,大多都会吃败仗。公元670年,薛仁贵兵败大非川,就是因为副将郭待封不服从命令所致。郭待封是名将郭孝恪之子,出征前职务与薛仁贵是平级。这次让他担任薛仁贵的副手,郭待封心里很不高兴,经常违抗薛仁贵的命令。结果,他行军缓慢,被吐蕃大军夺了粮草,导致全军土崩瓦解,薛仁贵也因此被革职。
真正的军人、合格的指挥员从来不会让脾气左右自己。卫国战争时期,斯大林撤销了朱可夫总参谋长的职务。此举尽管有些武断,但朱可夫依然接受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的职务,并积极作为,取得了一系列胜利。最终,朱可夫赢得了斯大林的高度信任,成为斯大林的“救火队长”。假如当时朱可夫意气用事、撂了挑子,就不可能有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。还有二战时期的战将巴顿,他后来一直在曾经的部下布莱德雷上将的指挥下作战。虽然巴顿很有脾气,但他从来没有违抗过命令,他还说:“军人必须服从和维护纪律。倘若你不执行和维护纪律,你就是潜在的杀人犯。”命令面前,很多军人“放弃了他视之为生命的个性”。一部战争史告诉我们,为了胜利,军人只能服从命令而不能服从“脾气”。
当前,我军一些指挥员因成长环境、学历教育、自身修养的不同,难免有一些个性和脾气,有一些与别人不一样的看法。但不管怎样,到了战场上,就不能放纵自己,不能讲个人至上,必须视命令为一切。即使有不同意见,也要在执行命令的前提下,行使自己的建议权。
现代战争,分秒必争,执行命令容不得有丝毫犹豫不决。特别是一体化联合作战,如果一个人执行命令不到位,就可能贻误战机,影响体系作战效能。一旦吃了败仗,还有什么“脾气”可讲?
大事难事看担当,逆境顺境看襟度。战争不是儿戏,每名指挥员都必须讲政治、顾大局、守纪律,眼里只能有命令,决不能让情绪左右自己。
(作者单位:陕西省兴平市人武部)